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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指的是关系模式集合。指挥控制范式，是符合作战实施要求的指挥控制关系模式的反映。信息时代“OODA”指挥控制范式成为战场制胜法则。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以“观察情况（Observation）—预测趋势（Prediction）—响应行动（Action）”为框架的人机高度融合的“OPA”指挥控制范式正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指挥控制是作战体系的核心。智能化时代，传统的指挥控制范式面临适应性不足的难题，而较为激进的超智能化指挥控制范式同样面临不确定风险的障碍，作战指挥控制范式正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指挥控制决定着作战诸要素作用的发挥。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使人类能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广度和多维角度透视战场，基于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环路的“OODA”指挥控制范式，成为战场制胜法则。而随着智能时代到来，这一指挥控制范式正日益受到挑战。
大数据涌流造成指挥系统运转拥塞。智能化战场大数据涌流。作战大数据除了体量大、速度快、种类庞杂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关联紧密、真假互现、专业性强、难以保鲜等军事属性，如何有效获取和运用数据成为难题。信息化军队获取数据能力日益提高，洞察数据背后的真相进而“单向透视战场”广受重视。大数据的衍生价值链遵循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递阶转化过程，而各类作战数据又因其抽象性、复杂性而非人力所能应对，必然造成支撑智能化认知的底层数据库、对象库、战法库等被频繁调用，当大规模作战单元同时提出数据响应需求时，指挥控制系统数据拥塞难题便随之而来。
顺序式指挥作业导致战场反应滞后。快胜慢、强胜弱、多胜少等战争基本法则，在智能时代影响更加凸显。快节奏作战极大压缩作战响应时间。在指挥机构智能化、武器装备精确化和作战目标有限化趋势下，作战进程日益呈现“快打快收”的特点。这就对指挥控制提出了高强度、快响应的要求。传统的“OODA”指挥控制范式，因强调分级权限、流转时序而呈现顺序式特点，任何一个上级环的延误都会拉长下级环的作战循环周期，同时直接影响下级环决策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下级环指挥人员将因得不到适用数据或逐级等待而错失战机，其不良“蝴蝶效应”将在系统中被逐级放大并最终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传统式指挥控制将遭遇降维打击。传统顺序式指挥面对智能化指挥完全落于下风，特别是人机智能深度耦合的“指挥脑”优势明显。脑机接驳等技术突破正在塑造超越自然人及虚拟智能的“指挥脑”。近期加速演进的脑机接口研究表明，人机深度耦合将助力智能系统跨越意识障碍，用意念指挥终将成为现实。指挥脑等智能系统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将在战法设计中独辟蹊径，其已在无干预学习和自我博弈进化中创造出人类未知棋法，带动战法创新只是时间问题。未来战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在面对“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智能对手时，恐将遭遇降维打击。
智能化意在解放人力并提高效率。按照线性思维方式，未来超智能化指挥控制，应由机器主导并最大限度压缩人在指挥链中的占比，遵循“观察并行动”的“OA” 范式（Observation and Action）或“预测并行动”的“PA”范式（Prediction and Action）。但超智能化指挥控制范式中“人在回路”被极大弱化甚至被取代，会导致不可预知风险。
超智能化可能造成战争扩大化。智能时代，夺控人脑、机脑制权将成为斗争焦点，围绕制脑权的争夺难免超出限度。为占据优势摆脱或赶超对手，世界大国必不遗余力抵消、消除或降级对手的智能化，采取包括消灭其智能专家、劫持其智能系统、摧毁其智能实体等措施。这很可能使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等普遍共识因“指挥脑”被摧毁破坏或控制干扰失能而被单方面突破，导致战争无限扩大化。
超智能化可能导致人脑边缘化。人脑谋略智慧由经验阅历、抽象思维和灵感启迪等机脑缺乏的能力构成，在军事对抗中不可或缺。但是人脑算力、知识储量等远不如机器，特别是在多域作战同步联动、多级实体高速并发、多维手段立体破击下的险恶战场环境下，人脑的固有劣势可能拖累作战，而超智能化效能则更加凸显。由此可见，过分强调人的作用将在高端智能对抗中落败，盲目推崇机器智能则会导致人脑边缘化，人脑与机脑平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超智能化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超智能化指挥控制的“OA”范式强调“所见即所思”——发现即采取行动，“PA”范式强调“所思即所见”——我猜是你就一定是你，区别仅在于要不要“观察”或“预测”。这样的自主智能未来进入实战，到底是“神来之笔”还是“打开潘多拉魔盒”？尤其是当系统推算背离人类企图，或机器策略超出人类认知时，人的缺位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而一旦超智能化突破临界，智能系统有了摆脱控制的“欲望”，是否会将枪口无差别对准所有人类？唯有确保“人在回路”，才能在紧急关头对智能系统按下暂停或退格键。
指挥控制的本质是对指挥权限的分配，任何分配方式都应以有利于掌控战争为标准。顺应科技和战争发展趋势的智能化指挥控制，应是以数据驱动为主导，人机高度融合的“OPA”范式。它以“观察情况—预测趋势—响应行动”为框架，通过缩减指挥环节提高效率，既超越传统“OODA”范式，又与超智能化“OA”或“PA”范式有根本不同。
全向数据贯通使指挥控制提速。现代作战时间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流量、流向和流速。一是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获取极大便利化。快速涌流的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信息，借助数据挖掘、跨域融合和知识图谱形成决策支持产品，通过弹性网络、分布式协作和智能推送可全域送达，高效驱动作战。二是去中心化使战场响应提速。云接入、云存储、云计算为“OPA”范式提供了数据可及、算力均衡、传发不落地条件，边缘计算的兴起使边侦察边运算边分配目标边引导打击的“发现即摧毁”成为可能。三是“OPA”范式固有优势明显。其与“OODA”范式相比，能更充分激发前沿技术涌现效应；其与“OA”或“PA”范式相比，可借人机协同规避算法隐患，后者则因追求快速而有失能失控风险。
全维数据画像洞察战机先敌行动。透视“战争迷雾”是争夺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是数据不完整画像鉴真识假。大数据又称“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仅靠足量数据即可实现科学发现，核心是对目标的数据“画像”。通过全方位对比印证，即使缺失对象部分信息也能排除干扰、准确识别目标。二是智能预测察敌趋势动向。有了目标“画像”，进一步关联敌情知识库、战法货架、指挥员行为模型等辅助手段，可准确判明敌作战企图、攻击目标、行动时机，为决策部署提供依据。三是交互式场景支持战争预演。在先期研判运筹基础上，通过谋略众筹、人机博弈、兵棋推演和实兵验证等形式，可洞察敌强点弱点，进而预设战场、预置兵力、预谋战法，在“单向透视迷雾”中赢得主动。
人机深度融合破解“人在回路”难题。人类当前面临的生理极限和智慧迁移的难题有了突破。一是脑机衔接增强指挥时效。当前脑机接口研究表明，通过神经探针将人脑与微型计算机相连，能“可视化”显示人脑活动并驱动实物运行，未来可对指挥员思维作逆向探测绘制“脑图”，为大脑开发奠定基础。二是意识运用打破生理局限。人脑意识分为前意识、潜意识和深层意识，未来有望借助意识转换开关，实现指挥员清醒时由前意识与智能系统协同指挥、休息睡眠时由潜意识或深层意识与智能系统协同指挥，从而打开人体生理局限的大门。三是思维输出助力智慧迁移。史蒂芬·霍金患有卢伽雷氏症，在其近乎丧失语言、书写能力时，通过构思心智方程发展出了替代可视化方法，并与神经学家合作研发了能将脑电波翻译成词句的系统，实现人脑智慧迁移的曙光不久也能够照亮战场。
